Daniel Bausch目前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中協助進行患者治療，并作為世衛組織主導的國際合作的一部分，探討實驗療法和疫苗的可能用途。他向Fiona Fleck講述了此次疫情何以與以往有所不同。

《世界衛生組織簡報》2014;92:704-705. doi: http://dx.doi.org/10.2471/BLT.14.031014

問：上個月，你曾向你的同事、來自塞拉利昂的Sheikh Humarr Khan博士表示哀悼。他主持了世界上專門致力于治療病毒性出血熱患者的唯一一個醫療單位，并于7月份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衛生工作者死亡，即使他們穿戴了建議的防護服？

答：個人防護裝備有許多側重點——連體衣、罩袍和面罩，在許多關于疫情的照片中都可以看到。但這只是醫療安全的許多重要方面中的一個方面。在許多地方，患者的醫療需求超出了現有人力資源的可能。例如，兩三個月之前，世衛組織的一位醫生David Brett-Major和我在塞拉利昂的Kenema醫療中心巡診，這里的護士正在罷工。我們二人是有60名埃博拉病毒病患者的病房僅有的醫護人員。

即使你穿戴了建議的防護服，也還有更多的需要，例如監督和環衛人員定期為該區域除污。要求衛生保健工作者在沒有后勤人員的情況下安全護理患者，就像要求飛行員在沒有機械師和空管人員的情況下去駕駛飛機一樣。

問：今后幾個星期，預計將增加數千個病例，但在這么多衛生工作者或者染病，或者死亡的情況下，受影響國家的衛生工作人力不斷減少。世衛組織及其伙伴如何迅速聘用足夠的人員，在疫情的第一線支持這些國家？

答：首先，你需要找對人。他們應當具有在病毒性出血疾病方面的專門知識，而這些人，在本次疫情爆發前是很稀少的。這些專家又只有極少數人是與患者打交道的臨床醫生。他們大多數人是實驗室研究人員和流行病學專家。聘用新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們許多人有自己不能舍棄的職業，家人也不希望他們離開。在受影響國家同樣也難于招聘人員，尤其是在前一位在職者死亡的情況下。在西非，沒人可以靠從事此類醫療工作致富。

我們這些外聘的的現場工作人員受到了媒體的極大關注，但只要想想當地人面臨的風險，在這次疫情中，真正的英雄其實是在其各自社區生活和工作的幾內亞人、利比里亞人和塞拉利昂人，他們日復一日面臨著難以想像的疲憊和壓力。我們工作一個月，然后就休息。而他們卻從不能停下來。

問：2007年，你和你的同事在《傳染性疾病》雜志上呼吁采取行動，促進對防止埃博拉病毒和其他絲狀病毒疾病進行更多研究（196：S136-41）。這項呼吁有什么結果？

答：我們呼吁在非洲建立關于絲狀病毒的臨床研究基礎設施，并在受影響國家和國際上配備有熟練技能的工作人員和建立法律——后勤框架。我們建議通過一個國際論理審查進程，在任何疫情發生之前制定并批準研究協議、數據收集表格和文化上適宜的獲取知情同意的方法。如果當時落實了這些和其他一些基本原則，我不是說這樣就可能防止目前的疫情，但我們總歸能夠更好地應對疫情。我們提出了一個前進的方向。這是一次錯失的機會�，F在沒人再討論這個問題。

問：在2007年的文章中，你指出，由于缺少疫苗和藥品，制止絲狀毒素疫情的關鍵公共衛生方針是進行檢疫和跟蹤接觸者。為什么在目前的疫情中，這些方針在一些地方失效？

答：這并不是當地社區第一次抵制針對疫情采取的這些措施，但在本次疫情中，抵制行動極為強烈和暴力。面對受影響社區的人不肯采取我們建議的措施，當然可以指責他們“愚不可及”。但我們必須明白，對外國人的這種不信任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正的殖民主義時代以及從那以來不那么理想的治理狀況的遺產。

問：世衛組織對這場疫情的反應招來大量批評。這場危機是否本可以預防，如果可以，則是在哪一個時刻？

答：4月份，在宣布流行病爆發之后不久，我前往幾內亞，當時，在我看來，這不過是“又一輪埃博拉病毒性疾病疫情”。每天在世衛組織代表處，首先是與通常的國際伙伴：醫師無國界組織、疾病控制中心和紅十字委員會舉行例行會議，檢討流行病最新情況。最初，人們說：“我們知道如何應對，來吧，讓我們給它點顏色”。

5月底我回家時，疫情似乎已經接近尾聲，只有極少數新病例。世衛組織臨床小組在爭論我們是否需要招聘更多臨床醫生。但你無法對每個村莊都進行監測。人們觀察并等待。有些時候，一切都好。有些時候，有人又找上門來說：“最近一個村里死了6個人”。情況就是如此。

六個星期之后我前往塞拉利昂，對疫情反應有一種全然不同的感覺。我來到世衛組織代表處的第一個上午，那里只有很少幾位來自世衛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顯然，他們的人力和財力資源有限，而且已經耗竭。

問：是否在那時你意識到疫情并沒有得到控制？

答：是的。我們清楚地意識到，需要更多的臨床醫生、后勤人員、流行病學家，等等。醫生無國界組織說，他們有能力在Kailahun建立一個病房，而不是Kenema，這兩處是塞拉利昂受影響最嚴重的兩個區。這是醫師無國界組織著手應對埃博拉病毒疫情以來我第一次聽他們說起，他們的資源不足。

幾個月過去，人人精疲力竭，需要回家休息。臨床醫生一旦處于疲憊狀態，他們的工作就更加危險，但替換他們花費很大。疫情應對工作耗盡了現有資源。世衛組織認識到這一點，在加納的阿克拉會議上（7月2至3日）發出了警告。從那以來，有各種團體認捐了資源。例如，疾病控制中心在受影響地區部署了50多名流行病學家，世衛組織也增加了其人員，但這些都為時已晚，事情一發而不可收拾。

將問題歸罪于某一團體當然很容易。有許多人在指責世衛組織，誰都難免受到批評，但世衛組織畢竟損失了人員和資源。因此，不能只去追究我們在特定時刻本該做些什么，而是應從根本上探討受全球經濟下滑拖累的國際公共衛生對策。

問：此次埃博拉病毒疫情與以往的疫情有哪些不同？

答：疫情始于三個國家的交界地區：偏遠、貧窮、實際上沒有衛生或監測基礎設施。因此很難追蹤接觸者、組織隔離和提供醫療。當地人口隨時會越過邊境，探親訪友，進行貿易。邊界形同虛設，而公共衛生當局沒有協調跨境事宜的制度，甚至在每個國家之內，衛生制度即使存在，也很薄弱。語言障礙加劇了這種狀況：幾內亞使用法語，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則使用英語。

問：研究工作對了解埃博拉病毒病，制定疾病控制方法至關重要。在本次疫情中，研究工作面臨哪些挑戰？

答：很難找人來從事疫情工作，更不要說有研究能力的人員。例如，在戰爭期間，醫學院關閉了，利比里亞全國范圍只有為數不多的訓練有素的醫生。十幾年前，世衛組織、杜蘭大學和其他伙伴開設了馬諾河聯盟拉薩熱網絡，以在塞拉利昂、幾內亞和利比里亞建立防治這一疾�。硪环N病毒性出血熱）的能力。我記得曾經試圖招聘一名新的實驗室技術人員，為此查看了一些人的簡歷，他們曾在難民營待過兩三年，沒有機會提高自己的科學素養。

你可以對他們進行技術培訓，但這并不足以使們成為學科研究員，有能力提出假設，撰寫研究建議，籌措資金，帶領一個小組執行項目，分析數據并發表結果。這要求一種研究文化，我們要建立的就是這個。但許多衛生保健工作者死于埃博拉病毒性疾病，這不只是一種個人悲劇，這對在這些國家推動研究的努力也是一個沉重打擊。

問：你上個月參加了世衛組織的會議，討論實驗性疫苗和藥物的可能用途，這是否會推動更快地消除疫情？

答：世衛組織召集了一大批來自管理機構、制藥公司、公共衛生機構和科研機構的專家。會議是富有成果的，但問題在于細節，我們負有道義責任，需要通過有關渠道加速這些實驗性產品的進度，但我們面臨著巨大挑戰，路徑不是百分之百的清晰。

目前，由于疫苗和療法告缺，許多患病者不希望被跟蹤，寧愿消失在森林或城市的人海中。如果我們可以提供疫苗和藥品，最好是在不遠的將來，情況就會有所不同，人們將自動登門，要求進行預防和治療，因此，這也是一種公共衛生戰略。但我們無法為每個有需要的人都提供實驗性化合物。遏制疫情將仍然主要取決于傳統的病例鑒別戰略，配合隔離和治療，以及跟蹤接觸者。

問：是否還有其他的希望曙光？

答：我們在這個地區面臨巨大的公共衛生危機，而且有可能日趨嚴重。我們仍然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危機擴散，我們必須繼續作出努力。我們正在設法加速進展，但這就要求全世界各界團體的合作。人人都意識到需要采取行動，消除疫情，但事情談何容易。我確實認為，每個人都注意到目前的呼吁，正在各盡所能。從長遠來說，本次疫情的規模和公共影響意味著以往停滯不前的疫苗和療法目前正在投入臨床實驗。

我希望在此次疫情期間，我們將為民眾貢獻一些東西，至少，我們必須為下一次疫情作出更充分的準備。從長遠來看，另一絲希望曙光是，人們正在討論如何來幫助這三個飽受痛苦的國家。它們需要一項“馬歇爾計劃”，在這一切結束時進行重建，借助基礎設施和教育方案，推動世界一些最貧窮國家走上健康和繁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