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現(xiàn)埃博拉的幾名年輕科學家差點導致一場災難。
1976年9月29日，幾小瓶埃博拉樣本裝在一個藍色的保溫瓶內經客運航班從扎伊爾(今剛果人民共和國)運抵歐洲。
比利時安特衛(wèi)普的三名實驗室工作人員接收了這個小保溫瓶，并準備在實驗室的操作臺上打開它。他們自身以及所處房間的防護措施本用來處理沙門氏菌或是結核桿菌的，根本并沒有現(xiàn)今用于研究埃博拉的四級生物防護實驗室所擁有的安全設施。
據(jù)三名工作人員之一皮特·皮奧所說，在受到這些血樣時，他們所了解的情況僅僅是這次不尋常的疫情可能是由“黃熱病”引起的出血熱。
戴著唯一的防護裝備-乳膠手套，他們打開了這個廉價的塑料保溫瓶。瓶內本該有兩小瓶血樣，都是從一名佛蘭德修女體內抽取的，她已經病到無法從扎伊爾撤離了。
其中一小瓶樣本已經被打碎了，這趟從金沙薩飛來的航班并沒有花太多功夫保護這個小熱水瓶，血液和碎玻璃混雜在半融化的冰塊中。
皮奧那時候還只27歲，是個剛從醫(yī)學院畢業(yè)的初級實驗員。他如此形容當時的場面:
“我們壓根兒不知道那東西有致命的風險，事實上，把樣本裝在一個簡單的熱水瓶里通過客運航班送來，全程不做任何防護，是個難以置信的危險行徑。或許那時候是個更簡單的世界，到處都是凈土，但實際上這只是極度魯莽所致的錯誤。”
哪怕只知道一丁點兒關于這東西的信息，我們也一定會用最保險的方法，把他送往非蘇維埃世界僅有的三個有能力處理該類病毒的實驗室。
但研究小隊當時沒收到任何關于樣本的信息，皮奧的兩個博士后同事雷納·德爾加德羅和圭多·范·德爾·格倫從滿溢病毒的湯液中取出了完好的樣本。
“只要一想起這個場面，我就忍不住戰(zhàn)栗。”皮奧在他的著作中寫到。
為了隔離該樣本，他們將其注射入細胞培養(yǎng)基以及成年和幼年的老鼠的大腦中。全過程依然只佩戴乳膠手套，沒使用面具或是其他任何防護裝備。
接下來的幾天，他們檢測了老鼠以及細胞培養(yǎng)基上的樣本試圖發(fā)現(xiàn)黃熱病或是拉薩熱的蹤跡，然而抗體反應皆為陰性。
他們的上司斯蒂芬·帕提恩也開始觀察相關進展，他發(fā)現(xiàn)一個叫做揚步庫的村莊也許是一切的開端。佛蘭德修女在9月30號死去，他的部分肝臟經由另一班同樣的客運航班送達比利時。
帕提恩認為，這很可能是一種全新的罕見出血熱，在埃博拉周邊地區(qū)出現(xiàn)了這種伴有持續(xù)性出血的疾病。面對這種未有記錄的病毒，他們的防護措施顯得不足，但他們還是想繼續(xù)進行研究。
皮奧稱，在那個時候 他體內燃燒著名為好奇的火焰，他喜歡這種刺激。。
醫(yī)學院建議他遠離這些感染物，因為該做的已經全做了。
這還沒有解決，這將不但是個新發(fā)現(xiàn)，還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皮奧依然不了解這種疾病的致命性-盡管很多人都懷疑這是種出血熱但并沒有確診，而很多因素，都指出這會是個重大的事件。
世界衛(wèi)生組織下令將樣本送往僅有的幾個高級實驗室之一，倫敦Porton Down。并取一份送往亞特蘭大CDC(美國疾控中心)，以作為這種類型疾病的文庫保存。
“但帕提恩依然保存了部分樣本，在這一點上，他無疑是荒唐的”，皮奧寫到，“他清楚地知道我們的防護措施根本不夠充足。”
“我不知道他為何要這樣做，也許是他不情愿將首次檢查出病毒的機會拱手相讓。這是全新的，令人無比興奮的東西，一但它被送給不列顛人或者美國佬，就一點意思都沒有了。”
他們保留了幾份培養(yǎng)基以及幾只新感染的老鼠。帕提恩稱這些樣本需要準備一段時間才能送走。他們繼續(xù)對樣本的研究以發(fā)現(xiàn)“新的東西”。
不久，事情變得糟糕了。主管帕提恩的笨拙導致一份樣本掉到了地上，破碎的樣本散落到了德爾加德羅的鞋子上。
帕提恩脫口而出，“Godverdomme！”(比利時國罵，他媽的。。)
他們迅速進行了消毒處理并把德爾加德羅的鞋子脫去。
這時候，皮奧才意識到，他們的行為冒著多高的風險。
在提取出的樣本細胞做好準備進行分析后，實驗室技術員獲取其中一份置于電子顯微鏡下觀察。病毒非常巨大，皮奧說，“非常大，長條狀類似蠕蟲的結構，和黃熱病八桿子打不著。”
帕提諾意識到這很像一種稀有的、致命的病毒-馬爾堡，當時已發(fā)現(xiàn)的最長的病毒。九年前在德國實驗室處理一批感染猴子的猴子時發(fā)現(xiàn)，殺死了多名實驗人員。
他們終于意識到了行為的荒誕，立即將這些樣本送到了CDC高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假如這真是馬爾堡或是其它類似的新病毒，他們根本沒有足夠裝備用以研究。
于此同時，他們決定尋求資金支持，親身前往扎伊爾實地觀察這次疫情。
很快，美國CDC確認樣本并非馬爾堡，它是一種全新的病毒。他們將疫情爆發(fā)地扎伊爾的一條河流，作為新病毒的名字。這是人類世界第一次發(fā)現(xiàn)并且意識到，埃博拉的恐懼。
